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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殘疾教師拄著雙拐堅守講臺40年

 

  本網訊(記者檀志揚)他身患殘疾,卻把教育重任扛在肩頭,把內心的陽光灑向身邊的每一個人。從教40年來,身單體弱,行動不便的他,用一名共產黨員的堅強信念,用20根拐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鄉村,送他們走向遠方,走向希望和未來。

  56歲的魯金明自從擔任鄉村小學教師那一天起,40年的青春就靠一根根拐杖走過來。如今,已經使用了20根拐杖的他依然堅守三尺講臺,風雨為伴,鄉村相守。

  放在辦公室的一雙拐杖已經斑駁發黃,木頭架被磨光滑,沒有一絲塵埃,透露出無限向上的力量。這根拐杖,見證了他的青春熱血,見證了他扎根鄉村小學,見證了他對鄉村孩子深沉的厚愛……

  “當教師一直是他的夢想,只是沒想到能實現”

  魯金明出生在石牌鎮萬全村一個貧困家庭,自幼聰明,一歲時由于高燒醫治不及時,落下了終身殘疾。從此以后他的雙腳肌肉開始萎縮,不能像同齡孩子那樣正常走路,只能借助板凳一步一步挪動。隨著年齡逐漸增長,為了鍛煉走路,他有時只得挨著墻壁步行,摔倒多次,從不氣餒。

  后來,魯金明學會拄著拐杖步行。憑著頑強的毅力和不服輸的性格,他完成了小學到高中的全部學業。

  1979年8月,剛剛高中畢業的魯金明放假在家。他正準備復習參加高考,期盼著能圓他的大學夢。那時,村干部和學校校長找到了他:學校里兩名教師走了,正缺老師,讓他去頂幾天。他應允了。可這一頂就是40年。魯金明說:“當教師一直是他的夢想,只是沒想到能實現。”

  剛開始工作的那年,每月幾元錢工資,加上每年200個工分。每次生產隊年終結算時,他家分到的財、物總是最少的。結婚成家,父母年老多病,家里經濟十分拮據。微薄的收入幾年都不能給家人置辦一件新衣,他卻經常自掏腰包幫輟學孩子墊付學費,買鉛筆、書本......

  親朋好友都勸他:你這文化,學個無線電修理一定行。這個行當收入不比教師差,活兒不比教師重,改行吧。想想自己囊中羞澀、拄著雙拐站立講臺的艱辛,他有改弦易轍的沖動。但想到師資十分缺乏的農村教育困境,面對孩子們那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目光,內心涌起一種神圣的責任感。

  魯金明的家離學校有2里路,他每天拄著雙拐靠步行來回,因為走得特別慢,有時回到家飯都涼了。但無論刮風下雨、冰雪封路,他都沒耽誤過學生一節課。雨雪天氣上下班,他經常摔得鼻青臉腫。妻子心痛地哭鬧著,“別為那幾十元錢連命都不顧了。在大路邊開個商店,人輕松,收入也要高許多。”他淡然一笑,說他愛上教書匠的活,不是經商的料。由于當時老師太少,魯金明每天都是語文、數學課輪番代,放學后還要護送路遠的學生回家,晚上備課、改作業到深夜。第二天,天剛蒙蒙亮他就早早來到學校,組織學生跑步、做早操,輔導學生早讀。

  “每天止痛片成了我袋里的必備藥物”

  短短三尺講臺,魯金明從一頭移到另一頭得耗時兩分多鐘。因腿不能下蹲,黑板下半部分的板書需要全身撲在講臺上或跪著方能完成。在常人眼里,這幾分鐘都難以堅持的事卻與魯金明老師度過了40多個春秋。

  魯金明雖然身體殘疾,卻從來沒提出任何照顧。與許多教師一樣,同樣是一天五、六節課。身體好的老師都累得筋疲力盡,雙腿殘疾的他更是聲嘶力竭、氣喘吁吁。初站講臺,雙拐整天頂著腋窩,連堂上課。腋窩被拐杖頂磨得又紅又腫。頂著時,肌肉麻木得不覺痛,可放下拐杖,疼痛難忍,常常是徹夜不能寐。“每天止痛片成了我袋里的必備藥物。”魯金明笑著說。腫脹的腋窩只能用熱毛巾敷一敷,給雙拐頂端再加紗布裹一裹,忍住疼痛,雙拐仍拄在腋下,繼續上課。一年又一年過去了,他的腋窩已被雙拐頂磨出一層又一層厚厚的皮。

  最惱人的事情是在黑板上寫板書。由于雙腳靠拐杖支撐,而寫板書時右手必須舉起來,拐杖不得不離開,魯金明只能靠拄一只拐杖書寫。由于重心不穩,隨時都會摔倒,但他硬是咬緊牙關、強忍疼痛,堅持書寫好每一堂課的板書。

  為了能早到校,魯金明總是趟黑起早,扒上幾口飯后拄上雙拐,“咚——咚——”艱難地挪移著趕在去校的路上,右邊的拐杖上總掛著一個包,那里裝的是帶回家備課的本子。常人要走十多分鐘的路,拄著雙杖的他要用上五十分鐘。每逢雨雪天氣,他穿上雨衣,仍舊一瘸一拐地趕往學校。泥濘的路面,即使身體正常人行走也會摔上幾跤,更不要說他了。這條回家的路上,魯金明不知摔倒了多少回。連雨季節,他的腰、背、臀,沒有哪部分沒摔傷。他從未退縮,堅持上班,始終不少學生一節課。幾十年來,魯金明所教的班級班風嚴明、學風嚴謹,多次被評為“校文明班級”。班級學生綜合成績在全鎮總是名列前茅。1987年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92年,他考取了師范學校,畢業后成為當時全鎮為數不多的“民轉公”教師。

  魯金明教學認真負責,每一堂課都精心備課,認真布置作業,由于基本功扎實,他擔任的每個班級在全校測試中總是名列前茅。因此,村民們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班上讀書。

  “我圖的不是回報,是要對得起老師這份神圣的職責”

  每天清晨,在石牌鎮萬全村路口,總會看到一個拄著雙拐的身影。雖然稍不留神雙拐就會把他雙肩弄疼,使得他滿頭大汗,但聽到校園里響起朗朗的讀書聲時,他的臉上就會揚起無比幸福的笑容。“我自打1979年來學校,到現在,剛好是四十周年。”回憶起自己從教的歷程,魯金明頗有些感慨。

  十年樹木、百年樹人,教師這一特定的內涵,決定了它終生都要像燃燒的蠟燭踐行其有關光明與奉獻的承諾,一旦投入其中,奉獻精神將成為其生命驛站的主旋律。魯金明就是這樣一種人。

  在萬全村,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青壯年都外出務工,大多數的父母也將自己的孩子帶進城里就學,這也就導致了萬全小學的學生越來越少,留下來的基本都是留守孩子。“我的責任就是要教這些孩子靠自己,學知識,長能力,將來走出鄉村。”魯金明的話語里有倔強、有擔當、更有對責任的堅守。

  有一年全縣“兩基”教育驗收攻堅階段時,義務教育學校的“兩基”資料建設成為“兩基”達標中重要指標。“兩基”資料員工作陌生、繁瑣,而魯金明卻主動承擔了重任。許多老師不可思議:“老魯還圖什么?都轉正了,還這么自找苦吃?”“我圖的不是回報,是要對得起老師這份神圣的職責。”

  魯金明深知年報統計工作的嚴肅性和嚴密性,任何一個統計數據都關乎全局,任何一點疏漏都會影響全鎮、全縣統計的準確性。每學年年報的九月份,只要上完課,他就拄上雙拐,搖搖晃晃地下村進戶。到了受訪戶,他拿起一只拐,撐起一臂,挪下身子,再拿起另一只拐,撐起另一臂,弓起腰慢慢坐下。每一個動作,在旁人看來都會覺得十分揪心,都擔心他摔倒而不由自主地上前攙扶。而他卻覺得無所謂。他掏出口袋中的紙和筆,仔細詢問,認真記錄。

  那時,學校所在萬全村每學年7—11歲600余人的適齡人口中有60余名兒童不在本村就讀。這些兒童的就讀情況均需逐一入戶跟蹤、核查,以便取證。為此,每次年報,魯金明至少要花兩周時間走村串戶核查。大家都想幫幫他,總被他婉言謝絕,“調查的情況我比較熟悉,還是我輕車熟路一些。”

  利用空閑時間,魯金明會用手機聯系孩子在外務工的父母,讓孩子與父母聊天,拉近親情的距離。每個月,他都會貼上幾十元電話費,“只要孩子們能與父母通上電話,花點電話費沒有什么。”

  40年來,由于長期使用拐杖,魯金明的肩腋下結了厚厚的繭巴。20根拐杖,敘述著他每一步艱難行走的歷程,傾訴著他的滄桑歲月,更記錄了一個鄉村教師平凡而普通的一生。

  40年來,魯金明靠20根拐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鄉村,送他們走向遠方,走向希望和未來。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。一屆一屆的學生離校了,但他們沒有忘記這個特殊的老師。每到元旦和春節,一張張賀卡、一封封熱情洋溢的書信從全國的四面八方寄給自己再尊敬的魯老師。

  如今,魯金明已經年過半百,身體也大不如前。他說,愿意把教育事業進行到底,即使退休了,也要義務輔導孩子們,“作為一名有著31年黨齡的教師,就要耐住寂寞、甘于貧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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